無論是仇保興提到的房地產消費稅，還是加拿大開征的特別房地產稅，屬于在房地產交易環節開征的稅收。我國現有稅制體系中，房地產交易環節稅有征稅的，而且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中，還經常被使用。

　　部分城市暴漲的房價，讓很多人士大呼“看不懂”。

　　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近日向媒體表示，今年曾向國務院提交建議，將房地產稅變成一個組合稅，分成四個稅種，即消費稅、空置稅、轉讓稅、物業稅，依據不同情況施策，增加征收的合理性。

　　不過，財稅界學者對稅收調控房價的作用要冷靜得多。多位稅務學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當前房價暴漲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，如貨幣政策、信貸政策、土地供應、保障房等，決策者需要對癥下藥、綜合施策。過度倚重稅收調節作用，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。

　　如何打壓房價?

　　曾經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者——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對當前市場的判斷是，“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價確實是過熱的、瘋狂的狀態。究其根本，在于沒有處理好高層各部門之間、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歧與博弈。處理不好這些關系，是我們很多宏觀政策出臺后失敗的原因。只有將中央調控變為地方政府調控、行政手段調控變為用經濟杠桿調控時，才能夠實現中國房地產的軟著陸?！?/p>

　　如何應對當前的局面呢?仇保興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建議，認為是時候考慮采取溫和的、分散的、非中心化的調控政策了?！艾F在影響整個房地產趨勢的有兩把劍：第一把劍是房地產稅，第二把劍是房產的續期問題。而這兩項政策的出臺并非易事，其中夾雜著太多的敏感地帶與利益博弈?！?/p>

　　仇保興提出的設想是，把房地產稅變成一個組合稅，至少分四個稅種，即消費稅、空置稅、轉讓稅、物業稅，依據不同的情況施策，增加征收的合理性。以意大利羅馬等地實行的消費稅為例，其實施方式為，首套購房免稅，第二套購房征收14%的消費稅，第三套購房征收26%的消費稅，第四套房征收40%的消費稅等，這被稱為房地產暴熱期的瞬時冷卻劑。

　　開征“特別房地產稅”的做法，在當前國際市場上有很鮮活的案例。比如加拿大BC省(British Columbia)從今年8月2日起，對來自海外的房地產投資者額外征收15%的房屋轉讓稅，來抑制省內溫哥華地區上漲過快的房價。

　　在今年7月份G20成都財長行長會議上，新加坡財長在稅收高級別研討會上就公開表示，開征稅收會造成行為的扭曲，但針對亞洲國家喜歡炒作土地、房屋的風氣，可以開征房地產稅來抑制投機情緒。

　　哪種房地產稅?

　　房地產稅爭論多年，很多冠用“房地產稅”的說法，但卻未形成交鋒，所言非一物。

　　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各種關于房地產稅的討論，政策目標大致有三種，分別是調控房價、收入分配(房子多的多收稅，房子少的少交稅)、為地方政府尋求主體稅源。三種政策目標不是完全兼容，對應的房地產稅也不是一回事。尤其是抑制短期內房價過快上漲的房地產稅，更多是在交易環節征稅，而不是持有環節征稅。

　　即房地產稅可大致分為持有環節、交易環節兩大類。財稅界內特指的房地產稅，即明確由人大推動立法、納入改革議程的房地產稅，屬于在房地產持有環節開征的財產稅，是有共識的。

　　國稅總局稅收科研所原所長劉佐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房地產稅屬于對存量財產征收的地方稅，既不是直接影響房價的主要因素，也不能直接影響房產持有者的收入，難以賦予它宏觀調控功能，所以鮮見各國通過房地產稅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做法。

　　而打壓房價，無論是仇保興提到的房地產消費稅，還是加拿大開征的特別房地產稅，屬于在房地產交易環節開征的稅收。我國現有稅制體系中，房地產交易環節稅有征稅的，而且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中，還經常被使用。

　　連續幾個月房價的暴漲，讓今年2月份出臺的房地產稅收新政變得有點遙遠和模糊。2月19日，財政部、國稅總局、住建部三部委聯合發文，從2016年2月22日起，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、營業稅優惠政策。除了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外，其他所有城市房地產交易環節的稅負由此下降，此舉是穩定房地產市場、去庫存眾多舉措的一個。

　　財稅法專家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在現有稅收法定框架下，房地產交易過程中的增值稅、契稅等，屬于暫行條例的范疇，國務院在現行體制下可依法進行調節無需走全國人大立法程序。

　　在不少稅務學者看來，要破除稅收政策萬能論。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對記者表示，加重交易環節稅負，或開征特別房地產稅，這種流通交易環節的稅負，很容易被轉嫁。我國房地產交易環節的營業稅、契稅，在稅制設計上應該是由賣房人承擔，但在一線城市屬于賣方市場，交易流轉環節的稅負往往由買房人承擔，這實際進一步加重了買房的成本。

　　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認為，有人希望能用房地產稅來調節房地產市場，但如果購房者數量不減少，新增的稅只會轉嫁出去。

　　如何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陸呢?多位稅收學者表示，決策層需要綜合施策，不能過于倚重稅收政策。